（一）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明从事贩卖板皮业务，被告孙某丽在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某村开办了某板材厂，为个体工商户，从事胶合板生产。自2011年开始，原告王某明将板皮送至福隆板材厂，由本案另一被告孙某（孙某丽之兄）收货，孙某丽给付货款。
2012年4月1日，被告孙某在收货后，用制式的“出库单”为原告王某明出具了一张收货条，收货条载明：夹心皮，货款236000元。
被告曾偿付10000元，其后迟迟不再给付剩余货款。原告为追回剩余货款226000元，于2013年9月27日诉至法院。
二被告以收货条系孙某签字，属于孙某与王某明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为由抗辩，孙某丽并称已经替孙某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分两次向王某明付款64000元，下余货款应由孙某支付。
一、二审期间，二被上诉人孙某、孙某丽本人均未出庭应诉，均由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王琳出庭应诉。
（二）裁判结果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
一、该批板皮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孙某还是孙某丽。
二、被上诉人孙某丽曾向上诉人王某明银行卡存款54000元，是否系偿还本案中该批板皮的货款。
关于双方争议的焦点一，被上诉人孙某丽认可自2011年上诉人王某明即开始向福隆板材厂送板皮，双方多次发生业务，以前货款也是由孙某丽支付，且本案的该批板皮送到了其开办的福隆板材厂，实际上用于板材厂的生产经营，该批板皮的部分货款已由其支付；
孙某丽在王某明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对孙某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认可，并承诺对孙某收货行为所产生的欠款由其偿还。考虑以前的交易习惯、兄妹关系等因素，孙某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是代表福隆板材厂出具，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孙某丽应对孙某出具债权凭证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二被上诉人主张孙某将板皮转售给孙某丽，孙某丽已于2012年年底将货款支付给孙某的事实，二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二审法院不予采信。
故应认定该板皮的买方系个体户孙某丽。
对于争议的焦点二，二审法院认为，银行业务存款凭条是银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证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双方发生交易的业务凭据，不是由上诉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条，该业务凭据只能证明存款人孙某丽于2012年4月14日向王某明银行卡存款54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该笔存款的用途。
即银行存款凭条本身不能证明与本案中的货款存在关联性，上诉人在提供银行存款凭条后，仍需要继续提供证据证实该银行存款凭条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此时，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
因为此时之前的债权凭证因偿付完货款而销毁，法院若要求债权人举证之前的债权凭证会对债权人造成非常大的举证困难，对债权人不公平。
本案中，孙某丽仅提供了银行业务凭条，未能继续举证该次银行业务凭条与本案货款存在关联性，二审法院不认定该54000元的银行存款凭条与本案债权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份证据不认定是本案的有效证据，孙某丽以此次存款要求冲减总货款理由不成立。
另外，上诉人孙某丽采用银行汇款只取得银行出具的业务凭条，在存款后不及时更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凭证这种交易方式，是造成孙某丽举证困难的重要原因，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据此判决：被上诉人孙某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上诉人王某明货款226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2年4月1日起至本院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一例普通的买卖合同案件，但是裁判的说理十分透彻。一是关于举证责任的划分，债务人在主张还款后，负有举证证明已还款的义务，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举证不充分的情况下，要承担败诉的风险，举证责任不发生转移。
在本案中，孙某丽以银行存款凭条举证，但是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已还款，孙某丽仍负有举证证明该事实的义务。二是银行存款业务凭证作为证据时效力的认定，尤其是关联性的认定。
银行存款凭条是银行向存款人出具的证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发生交易的业务凭据，不是由债权人向存款人出具的收款条，该业务凭据只能证明存款人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存款的用途，即是否偿还了欠款，在有多笔欠款的情况下，更不能证明存款是用于偿还了哪笔欠款。
即，银行存款凭条本身不能证明欠款存在关联性。三是雇佣人员职务行为的认定。本案中，孙某既是孙某丽的哥哥，又是板材厂的雇佣人员，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应视孙某签字收货的行为为职务行为。
该案中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孙某丽违约，不履行付款义务。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具有积极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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