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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司法观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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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司法观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当事人起诉后未依法缴纳诉讼费，经催告仍不缴纳，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为撤诉是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放弃因起诉而发生的法律后果的行为，是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按照诉讼法上的“撤回的诉，视同未起诉”的诉讼规则，不发生起诉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

从诉讼时效的客体来看，其客体为请求权。请求权是相对权，必须向相对人送达才能产生请求权的效果。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反诉本身，请求权的意思只是到达了法院，法院不是请求权的相对人，只是实现请求权的居中裁判者，而未经法定程序到达相对人时，不能视为当事人已经行使了请求权。

当法院已向对方当事人送达诉状后，请求权的意思表示已经到达义务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已非起诉，而是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只是这种主张是通过法院送达的。

这时的法院所起的作用并非裁判者，而是意思表示的传递者。

此时，法院和普通的意思表示传递者并无区别。在此种情形下可以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但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已不属于《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即提起诉讼，而是属于该条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即当事人主张权利。

本案中，经催告当事人仍未交纳诉讼费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起诉状副本并未送达相对人，张某既未通过诉讼方式，也未通过诉讼外方式向相对人主张权利，故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相关案例（2017）最高法民申3316号一、关于涉案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

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首先，祁文宏在本案一审诉讼中仅对南岸区法院11052、11053号两案民事起诉状中程体明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而未对该两案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

上述两案民事裁定书确认程体明有起诉行为。其次，虽然祁文宏认为上述两案民事起诉状中程体明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两案是他人冒名起诉，但其并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上述两案南岸区法院确认收到诉状的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因此，即使程体明的起诉最终因其未按期缴纳诉讼费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但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综上，由于程体明在另案中的起诉，导致涉案借款诉讼时效中断。作为债权受让人曾凡惠，于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2019）最高法民申1151号(一)黄海明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原审查明，无论是2014年9月1日黄海明与中宇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还是2014年9月16日张爱连、钟宇春向黄海明出具的《借条》，都约定应当在2014年12月1日前归还借款。

黄海明于2016年7月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而后因未交诉讼费而按撤诉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根据上述规定,黄海明于2016年7月6日提起诉讼的行为，不论是否撤诉，均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随即中断。

2017年3月27日黄海明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时，是在重新计算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原审认定黄海明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

中宇公司、张爱连、钟宇春主张黄海明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