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投资型”受贿的认定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持续推进，国家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持续加大，受贿犯罪的存量不断减少，但与此同时，犯罪分子为掩饰犯罪、逃避调查，开始采取一些极具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新型受贿方式。其中，有通过合法形式掩盖受贿犯罪的情形，如交易型受贿、干股型受贿、合作型受贿、理财型受贿、利息型受贿等；有通过设置第三人为防火墙的形式，如利用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或收受贿赂等。上述犯罪只是形式上的翻新，办案人员只要牢牢把握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就足以认定。需要注意的是，实务中存在以“联络感情”的名义，不提出具体请托，在国家工作人员婚丧嫁娶、年节、探病之际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红包、礼品等财物，以备“不时之需”的情形。这种感情投资，已成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其与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往来相结合，作为一种长期“投资”，不断侵蚀着社会的风气，蒙蔽了办案人员的视线，给受贿犯罪的认定带来一定难度。本文将立足于普通受贿罪，对感情投资型受贿进行分析，以厘清办案思路。一、受贿罪构成要件的演变通说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不可收买性，故受贿罪应以财物与职务之间形成对价关系为既遂。1997年《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彼时，这种对价关系在现实中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为他人牟利的行为，至于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2003年11月13日起施行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则不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为他人牟利的行为，将“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扩大到“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范围当中。“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细化为两种情形：一是正常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这里的“承诺”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1.他人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主动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2.他人提出了具体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承诺。二是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他人提出具体请托事项或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判断出请托事项(如提拔干部、申请荣誉等)，但并未作出承诺而收受财物的。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受贿罪已有由实害犯向危险犯转变的倾向，国家工作人员仅作出承诺即可认定其收受的财物与职务之间形成了对价关系。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感情投资型”受贿，再一次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行为进行了限制，进一步地放宽了受贿罪中关于对价关系的要求，其除强调《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为他人谋取利益”外，还将“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从“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直接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又将下属或管理对象无具体请托事项而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且国家工作人员无承诺、仅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行为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也就是将通常所说的“感情投资”现象认定为受贿罪。至此，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达到3万元，可能影响其职权行使的，即可能构成受贿罪。通常来说，受贿罪的本质特征系“权钱交易”，而感情投资型受贿，是对受贿罪的法律拟制，其既有别于普通受贿，又不同于人情往来，难以肯定财物与职务间有关联，也难以肯定财物与职务之间的对价关系。其仅具有侵犯法益的危险，我们只能推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的可能，可能致使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不可收买性陷入被侵犯的危险当中，故其为一种抽象的危险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可将感情投资分为纯正的感情投资型受贿和转化的感情投资型受贿。二、纯正的感情投资型受贿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因该规定比较抽象，故笔者将对该条款的构成要素一一进行解读：(一)关于感情投资中双方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关系，应丰富其内涵，厘清其外延。首先应明确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范围，在上下级关系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下属应为隶属、制约关系，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不应包含在内。在管理关系中，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所能涵盖的事项为限。关于隶属、制约关系，《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担任单位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不属自己主管的下级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根据该规定，上下级关系体现在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如科长与科员之间，单位负责人与任一下属之间、单位副职与不属于自己主管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等。管理关系体现在职权的覆盖上，如派出所所长与其辖区治安、消防等管理的对象之间、主管扶贫的副镇长与其镇内扶贫事项负责人之间、动迁小组组长与动迁户之间等。关于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因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这种关系不属于日常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利用这种关系进行感情投资的，不能认定为感情投资型受贿所指向的关系。(二)关于感情投资的犯罪数额首先，感情投资的财物价值须在3万元以上，可以多笔累计计算。其次，关于“财物”的含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故感情投资型受贿的犯罪对象，除货币、物品外，还应包括感情投资中常见的超市卡等可以储值的会员卡等。关于该3万元是否可为多人投资累计数额，笔者认为，从立法意图上看，感情的维持需以较多的交往为基础，方能形成较为稳固的交情，故该3万元应为同一个下属或被管理对象所投资。否则，在一些人数众多的单位，如30个下属每人过年时均送给某上级国家工作人员1000元的财物，该国家工作人员即可构成受贿，这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是对感情投资型受贿的扩大解释。(三)关于“可能影响职权行使”一方面，感情投资应当排除正常的人情往来。感情投资的本质是一种投资，而非人情往来，办案人员应当在考量双方关系、往来背景、往来缘由、往来方式、财物价值以及往来是否与本人身份、经济状况、送礼习惯相符等因素的基础上，查明是否只有“往”而没有“来”，财物是否主要是单向流动等事实，来排除真实感情的表达和人情之间正常的对价关系。另一方面，“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认定比较宽泛。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明知其与下级或管理对象之间具有隶属、制约关系或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明知其下属或管理对象给予的财物超出正常的人情往来、有可能具有请托的目的，仍然收受该财物，即具备了影响职权行使的可能。(四)关于感情投资型受贿与其他受贿的区别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感情投资在不足3万元时，不认为是犯罪；超过3万元时，感情投资即转化为贿款，故感情投资型受贿的犯罪数额只能单独累计计算，不足3万元时不能与其他受贿犯罪合并计算受贿数额，超过3万元时可以与其他受贿犯罪共同计算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数额。《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如何认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行为》，其中有一个案例：孙某，某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中共党员。在一次聚会上，孙某结识了当地煤矿企业老板赵某。2017年3月，孙某的母亲生病住院，赵某带高档礼品前来看望，并给孙某送出4万元红包。几番推辞后孙某收下。其间和此后，赵某未谈及任何请孙某帮忙的诉求。本案中，孙某作为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收受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煤矿老板赵某的财物4万元，虽然未利用职权为赵某牟利，但可能影响其职权的行使，系纯正的感情投资型受贿。三、转化的感情投资型受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构成受贿罪；如有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情节，数额在1万元以上即构成受贿罪。成立受贿罪，一般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具体请托事项。对于“送的人没有请托，收的人也没有帮助谋利”的感情投资型收受礼金行为，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有着具体关联的，也应认定为受贿，但因为此类行为明显不同于存在具体请托事项的受贿行为，故司法解释对其入罪要件作了限制规定，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
裁判要旨 投资入股型受贿是一种新型的受贿方式，表面上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且按股份比例分红，既不符合收受干股型受贿，又难以认定是否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隐蔽性更强，易与违规经商相混淆，容易引起争议。在审查判断过程中，根据是否真实投资这一判断标准，综合以下因素进行具体判定：（1）公司注册资金与实际运营所需资金之间的差额是否异常；（2）国家工作人员的投资比例与分红所得之间的差额是否异常；（3）
一、关于“数额”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贿赂的数额由具体变为较大、巨大、特别巨大，概括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如何掌握？如何进一步明确制定的具体数额标准？此次“解释”明确，数额较大（3-20万），数额巨大（20-300万）数额特别巨大（300万以上）。与原来贪污受贿罪的入刑数额标准（5000元）相比，此次解释，提高了“入罪门槛”，这是否意味着对贪污贿赂犯罪采取了“宽容”的政策，降低了对犯罪的处罚？笔者
来源：Alpha案例库，“孙永文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一案 ”。作者：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 熊柳清、梁黛。裁判要旨本案行贿人蒋罗兵以预分红为名送欠款给被告人，法院根据行贿人证言、被告人供述、涉案公司股东获取利益情况综合判断，排除被告人收受钱款行为系民事行为，围绕受贿罪的犯罪构成最终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收受预分红是其作为股东应有的权利，即使做法有背于现行公司法的规定，也应由公司法
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认定及纠纷处理 一、案情 2020年1月5日，被告胡甲（甲方）与原告胡乙（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某建材公司投资50万元，投资年限为1年，期满后乙方可随时从甲方撤回所投资金。乙方不参与甲方经营管理，不承担甲方的亏损及债务。甲方须保证乙方按出资额分享20%的红利，利润在2020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4日期间一次性支付。”被告胡甲于同日
一、借钱不还型诈骗罪的认定是怎样的1、借款人虚构事实或刻意隐瞒借款用途;2、借款人在借款时明显并不具有偿还借款的能力，且该笔资金并非借款人迫切所需;3、借款人具有掩饰真实身份或隐匿行踪的行为。4、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
法律分析对国家工作人员投资入股如果没有任何投资，坐拿分红的，就应当认定为受贿，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构成条件：1、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还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贷款是指作为贷款人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2、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3、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
行贿罪的立案标准：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受贿罪的立案标准：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或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
劳务派遣型企业的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
赌博型诈骗是以赌博为幌子，通过形似赌博的行为所实施的不法占有对方财物的诈骗行为，其在司法实践中又称为“诈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具有诱发社会投机心理和滋生社会风险偏好的特殊危害。随着赌博载体的不断增加，诈赌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多样，对其辨识难度大大增加。从理论上对赌博型诈骗进行类型化研究，是深化对该类犯罪认知和提高识别该类犯罪能力的重要路径。赌博是依据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偶然的胜负以财物进行赌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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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特定情境下会相互转化，即行为人一开始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可能因客观情况之变化，逃避履行债务，非法占有对方财物；也可能从刑事诈骗转化为民事欺诈，即行为人一开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后来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放弃犯罪，积极履行民事义务，对这样的行为人，只要有积极的履约行为，且达到一定效果，就不应认定为诈骗。此类情况应综合全案案情并结合社会效果进行认定和评价。动机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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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认定主要是厘清投资与借贷的区别，虽说投资关系核心的是收益的不确定性，而借贷通常约定固定利息回报，但是在实务中认定名为投资，实为借贷还应该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一旦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司法实务中如何进行裁判，该类合同的效力如何，约定的固定收益是否能得到支持？本文首先分析投资与借贷的区别，然后梳理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该问题规定的演变，最后结合实务案例总结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认定
“借款型”诈骗较难认定，如果行为人本人没有偿还能力，实际上也没有承担还款责任，在借钱时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如果行为人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是靠推定的，行为人后续的突然还款行为可能会对抗推定的成立，这给认定“借款型”诈骗带来的难度。“借钱不还”型诈骗罪的认定实践中，对于借款型诈骗案件，如果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是靠推定的，行为人后续的突然还款行为可能会对抗推定的成立，
【实务】立案后逃避侦查的辩护要点 《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无限追诉与有限追诉对当事人的影响往往是天壤之别，那么作为辩护人，应如何审查“立案后逃避侦查”？ 一、对立案的审查（一）刑事立案的两种方式1.以事立案。即以发现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启动侦查程序的立案模式。如：711走私普通货物
放贷生利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摘 要：放贷生利型受贿犯罪是近年来频发的新类型受贿犯罪，具有隐蔽性强、迷惑性大的特点，应当以能否体现权钱交易关系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重点审查借贷关系的真实性，从而决定是否刺破民间借贷的面纱认定受贿犯罪。常见的放贷生利型受贿犯罪可以分为以放贷为名收受贿赂和超出应得利息收受贿赂两种类型。前者应当将全部利息数额认定为受贿数额，后者应当将超出正常利率范围的利息认定为受贿数额
一、自动投案型自首认定的13条裁判规则裁判要旨1：犯罪后到公安机关了解案情，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不属于自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1期》第131号，明安华抢劫案 裁判要旨2：为抢救被害人而未能自动投案，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本人罪行，虽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应当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0期》第243号，李满英过失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