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索引:湖北SF药业等申诉案【(2021)最高法执监12号】 裁判要旨: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五款规定,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八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可以就该民事纠纷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上述规定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并未禁止人民法院对该类裁定依法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本案中,武汉BX对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提起的是申诉而非执行异议或复议,湖北高院也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该规定于2020年修正,现为第71条)的执行监督程序作出(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在程序上并不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SF药业、郭MN、袁ZT关于湖北高院无权受理武汉BX不服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提起的申诉的主张,不能成立。
?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年12月23日修订):71.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法律文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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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2021)最高法执监12号申诉人(被执行人):湖北SF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ES市六角亭办事处XXXX路。
法定代表人:郭MN,该公司董事长。申诉人(被执行人):郭MN,男,196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申诉人(被执行人):袁ZT,女,196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以上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LH,湖北JT(ES)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武汉DHBX创业投资中心,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XX开发区关山大道1号XXXX。代表人:魏YX,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上海BX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XXX。法定代表人:詹BB,该公司董事长。湖北SF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F药业)、郭MN、袁ZT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武汉DH创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武汉BX)、上海BXND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BX)与SF药业、郭MN、袁ZT股权回购合同纠纷案,WH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2014)武仲裁字第0001458号裁决书,裁决:(一)SF药业、郭MN、袁ZT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武汉BX支付股权回购款及利息共计5854166元;
(二)SF药业、郭MN、袁ZT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武汉BX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56408.08元;自2014年7月31日起,违约金以585416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计算至实际支付为止;
(三)SF药业、郭MN、袁ZT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上海BX支付股权回购款及利息共计29229166元;(四)SF药业、郭MN、袁ZT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上海BX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780920.06元;
自2014年7月31日起,违约金以2922916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3%计算至实际支付为止;(五)驳回武汉BX、上海BX的其他仲裁请求;
(六)仲裁费241910元,由武汉BX、上海BX承担48382元,由SF药业、郭MN、袁ZT承担193528元。
因仲裁费已由武汉BX、上海BX预交,故SF药业、郭MN、袁ZT应将其承担的仲裁费193528元于本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支付给武汉BX、上海BX。
上述裁决书生效后,武汉BX向湖北省ES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ES中院)申请执行。2017年5月18日,SF药业、郭MN、袁ZT向ES中院申请不予执行WH仲裁委员会(2014)武仲裁字第0001458号裁决书。
理由:1.SF药业、郭MN、袁ZT与武汉BX系投资关系,于2012年7月先后签订了《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双方形成了事实上公司增资股权、转让股份的关系。
2013年7月20日,在武汉BX要求撤资的情况下,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并形成了一份书面《纪要》,主要内容为“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由公司和股东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
据此,WH仲裁委员会以《纪要》为主要内容受理并裁决由SF药业、郭MN、袁ZT承担股权回购款。该裁决严重违反了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该《纪要》是公司股东会议的一个会议记录,并非股东大会作出的决定,更不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的条款,将其认定为《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附件没有法律依据,两者之间的形成、内容、法律关系完全不同。
2.将圣峰药业列为其中一方当事人并承担回购义务,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武汉BX答辩称,SF药业、郭MN、袁ZT的申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具体理由:1.2013年7月20日所签署的《纪要》是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的意见,依法成立并生效,应作为WH仲裁委员会的裁判依据。
2.WH仲裁委员会裁决SF药业、郭MN、袁ZT回购武汉BX的股权,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符合法律规定。ES中院审查认为,WH仲裁委员会违反了法律规定,无权裁定SF药业承担回购公司股权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该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SF药业并未有以上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该案中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也未完全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办理,且《补充协议》第2.4条,对法律适用的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武汉仲裁委员会既未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没按照法律的规定,作出的由SF药业支付股权回购款及利息的裁决不当。
另外,WH仲裁委员会对SF药业、郭MN、袁ZT三申请人各自支付股权回购款的金额和比例未予以明确划分,属裁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和给付内容不明确,该院无法执行。
并于2017年12月2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裁定不予执行武汉仲裁委员会(2014)武仲裁字第0001458号裁决书。
武汉BX不服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向湖北高院申诉称,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存在明显瑕疵,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
理由:1.《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将争议提交WH仲裁委员会仲裁。而《纪要》是对上述协议的进一步补充和明确,当然适用同种争议解决方式,且仲裁过程中,SF药业、郭MN、袁ZT对于WH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权并未提出异议,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裁决事项不属于WH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范围。
ES中院以“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WH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为由,作出不予执行裁决的裁定,与事实不符,依据不充分。
2.《投资协议》、《补充协议》及《纪要》中,就股权回购有明确约定,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并不存在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3.ES中院作出的(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为越权审查、违法裁定。首先,本案不存在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任何一种情形,尤其不存在ES中院所援引的第(二)项“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
其次,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的修改,主要是从程序、证据等方面,审查仲裁裁决是否存在不予执行的情形,防止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性审查,变成仲裁机构事实上的二审机构。
本案中ES中院的审查超越了该条规定的审查范围,以执代审,越权审查,违法裁定。4.WH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的股权回购是投资人与被投资人基于合同关系所达成的约定,而不是股东与公司基于公司关系收购股权的约定,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由SF药业和郭MN、袁ZT在《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条款触发时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是2012年武汉BX、上海BX投资入股SF药业时就投资退出渠道达成的一致约定。
且《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如由SF药业承担股权收购存在法律障碍,则由郭MN、袁ZT以其从公司取得的分红或其他合法渠道筹措的资金回购股权。
根据上述协议、《纪要》及WH仲裁委员会的裁决,SF药业只是回购主体之一,不论SF药业是否履行回购义务,郭MN、袁ZT均应依照协议约定、仲裁裁决,承担股权回购义务。
ES中院不予执行的裁定,事实上免除了郭MN、袁ZT的股权回购义务,侵犯了武汉BX、上海BX的合法权益,使仲裁裁决陷入无法执行的困境,使合同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使部分国有资产长期得不到追偿,同时也极其不利于ES州投资环境的改善。
5.ES中院作出的(2015)鄂E施中执字第00040-2执行裁定,内容不当,程序违法。首先,该院无权作出“撤回执行申请”的裁定,民诉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了裁定的适用范围,恩施中院的该裁定内容超出了法律所赋予的职权范围,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其次,该裁定适用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三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诉讼费缴纳办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规范审判程序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本案执行程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再次,ES中院执行中并非按照申请人主张对被执行人的土地和机械设备进行评估拍卖,而是直接拍卖被执行人的股权,并要求申请执行人预交评估拍卖费用,申请执行人不同意预交评估费用具有合理理由。
综上,案件执行中ES中院多次侵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导致债权无法实现。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30条规定,恳请湖北高院纠正ES中院的违法行为,撤销恩施中院作出的(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
湖北高院查明,ES中院查明的事实属实。另查明,2012年7月31日,SF药业、郭MN、袁ZT与武汉BX先后签订了《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投资人按照约定注入了全部资金,成为SF药业的股东之一,并约定如有争议在WH仲裁委员会申请裁决,其中《补充协议》2.4条约定,如果公司对投资方的股权回购行为受到法律的限制,控股股东应作为收购方应以其从公司取得分红或从其他合法渠道筹集的资金收购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
《投资协议》第十三条13.2款规定“本协议各方当事人因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武汉。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补充协议》第7.2条对于争议解决亦是相同规定。2013年7月20日,武汉BX要求撤资退股,在武汉召开了由郭MN、袁ZT、武汉BX、上海BX参加的股东会议,同意武汉BX撤资退股,并形成书面《纪要》。
《纪要》载明系上海BX、武汉BX兴、SF药业实际控制人股东郭MN和袁ZT就《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执行情况,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其中第八条明确“该《纪要》作为《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附件、后续法律文件的依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还查明,2014年11月25日,武汉BX向WH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受理此案后认为,虽然《纪要》中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但《纪要》明确将该《纪要》作为《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附件,对《纪要》中的争议有管辖权,进行了仲裁。
再查明,因武汉BX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和经多次通知拒不预交评估费,致使案件评估拍卖程序无法进行。2016年5月11日,ES中院作出(2015)鄂ES中执字第00040-2执行裁定,将该案按撤回执行申请处理。
湖北高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1ES中院对本案争议有无仲裁权。2.ES中院裁定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裁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针对上述焦点问题,具体评析如下:一、关于ES中院对本案争议有无仲裁权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SF药业与武汉BX等签订的《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均明确将相关争议提交WH仲裁委员会裁决,《纪要》中明确约定了股权回购事宜,其作为上述协议的附件,性质上属从合同,相关争议的解决同样适用《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提交WH仲裁委员会裁决。
故,WH仲裁委员会有权对双方之间的股权回购争议进行裁决。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认为WH仲裁委员会无权裁定SF药业承担回购公司股权的义务,与查明事实不符。
二、关于ES中院裁定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裁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该规定主要是从裁决范围、裁决程序、主要证据等程序性事项方面对仲裁裁决是否存在不予执行的情形进行审查,不涉及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恩施中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审查认为圣峰药业不应承担股权回购责任、案中涉及的股权转让行为也未完全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办理,系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属适用法律错误。
WH仲裁委员会(2014)武仲裁字第0001458号裁决虽对SF药业、郭MN、袁ZT三申请人各自支付股权回购款的金额和比例未予以明确划分,但该事由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不予执行情形。
另,关于ES中院(2015)鄂ES中执字第00040-2执行裁定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系对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监督案件,该院(2015)鄂ES中执字第00040-2执行裁定是否违法不属于本案执行监督程序审查范围,湖北高院依法不予审查,武汉BX不服该裁定,应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途径主张。
综上,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武汉BX的部分申诉理由成立,对其申诉请求湖北高院予以支持。
遂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撤销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SF药业、郭MN、袁ZT不服湖北高院(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上述裁定。
事实理由概括为:1.依据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及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八条之规定,湖北高院无权受理武汉BX不服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提起的申诉;
2.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不存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方面的问题;3.湖北高院未向申诉人送达(2019)鄂执监16号案件受理通知书、未向其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程序严重违法。
本院对湖北高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湖北高院(2019)鄂执监16号案件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案件来源为“依职权”。
2019年9月26日,湖北高院作出(2019)鄂执监16号委托送达函,委托ES中院向武汉BX、上海BX、SF药业、郭MN、袁ZT送达(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书,ES中院于2019年10月22日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上述当事人邮寄送达该裁定书。
湖北高院(2019)鄂执监16号案件卷宗中没有关于该院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的相关材料。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是湖北高院能否对武汉百兴不服恩施中院(2019)鄂28执9号执行裁定的申诉请求进行监督;
二是武汉仲裁委是否有权对武汉百兴、上海百兴与申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仲裁;三是恩施中院裁定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裁决是否正确;
四是能否以湖北高院未向申诉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未告知合议庭成员程序违法为由要求撤销(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
对此分析如下:一、关于湖北高院能否对武汉BX不服ES中院(2019)鄂28执9号执行裁定的申诉请求进行监督的问题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五款规定: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八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该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当事人可以就该民事纠纷重新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上述规定只是规定了当事人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提出执行异议或者复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并未禁止人民法院对该类裁定依法启动执行监督程序。
本案中,武汉BX对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提起的是申诉而非执行异议或复议,湖北高院也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规定(该规定于2020年修正,现为第71条)的执行监督程序作出(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在程序上并不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SF药业、郭MN、袁ZT关于湖北高院无权受理武汉BX不服ES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提起的申诉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WH仲裁委是否有权对武汉BX、上海BX与申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仲裁的问题根据ES中院及湖北高院查明的事实,《纪要》第八条明确“该《纪要》作为《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附件、后续法律文件的依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纪要》实际上属于《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从合同,当双方对《纪要》发生争议时,也应当适用《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相关条款关于争议解决的有关约定。
而《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皆约定,发生争议时任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因此,WH仲裁委有权对本案所涉民事纠纷进行仲裁,SF药业、郭MN、袁ZT关于WH仲裁委无权裁定公司回收其股权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关于ES中院裁定不予执行本案仲裁裁决是否正确的问题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该条款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仅限于程序性事项,但恩施中院(2017)鄂28执9号执行裁定系对WH仲裁委(2014)武仲裁字第0001458号裁决的实体审查,适用法律错误。
并且申诉人主张不予执行WH仲裁委(2014)武仲裁字第0001458号裁决书的理由,并不属于民诉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
因此ES中院裁定不予执行WH仲裁委(2014)武仲裁字第0001458号裁决错误。四、关于能否以湖北高院未向申诉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未告知合议庭成员程序违法为由要求撤销(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书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湖北高院(2019)鄂执监16号案系该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对ES中院的案件进行审查,审查终结后作出(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书并依法送达给了申诉人及其他当事人,本院也依申诉人的申请对上述案件进行了监督。
因此,虽然湖北高院未向申诉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未告知合议庭成员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并未受到实质上的损害,(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无需撤销。
综上,湖北高院(2019)鄂执监16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申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1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湖北SF药业有限公司、郭MN、袁ZT的申诉请求。
审 判 长 薛GZ审 判 员 熊JS审 判 员 徐 L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XM书 记 员 周KW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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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观点人民法院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信息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因此,只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意味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随即中断。(一)黄海明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审查明,无论是2014年9月1日黄海明与中宇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还是2014年9月16日张爱连、钟宇春向黄海明出具的《借条》,都约定应当在2014年12月1日前归还借款。黄海明于201
【裁判摘要】公司成立后,未从事公司主业务经营,也未进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年检报告书》系用于工商登记年检,可以证明公司处于存续状态但并不足以证明公司在生产经营,更不足以证明公司资产因此而增值。婚前持有的公司股权价值在婚后的变化,主要是由公司所持有的资产市场行情变动引起,并不是夫妻一方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或者利用该股权进行再投资产生的收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规定:
一·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生效后,当事人应当履行,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国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但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①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②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③仲裁庭的组成或者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规定具体是:是人民法院对仲裁实行监督的另一种方式。当申请人提请法院对裁决强制执行时,被申请人可以提出证据证明裁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这些情形包括: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1】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收到二审法院驳回一审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那么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已经生效了。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从收到二审裁定之日起的六个月内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向二审法院申请再审。【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3】《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
【裁判要旨】当事人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录像及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对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主张该聊天记录系经剪辑制作。虽然该证据并非通过双方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手机微信)体现,对方亦表示不认可真实性,但其并未提交反证证明该证据所展示的聊天内容非双方实际发生。加之,考虑到聊天记录系双方之间意思表达的记载,任一方均可方便确认聊天内容,在此情况下,举证责任应转移至对方当事人,由其提供反驳
最高法民一庭:当事人对再审判决能否申请再审来源 | 节选自《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2021年7月第1版 本文仅供交流学习,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问:王某和李某就借款合同产生争议,王某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案件经过两审终结。在二审判决作出后,债务人李某认为二审判决有误,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受理了李某的再审申请并作出了再审判决。再审判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其中规定了危险驾驶罪(醉驾)的刑事处罚量刑幅度,在第3项明确规定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该规定是自醉驾入刑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醉驾可以不予定罪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这也就意味着机动车驾驶人酒后驾驶体内酒精含量即使达到了规定的
(2021)最高法民申4198号裁判观点归纳:针对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而在二审审理期间提出对一审判项不服的,不作为二审法院审查范围,法院将认定视为认可一审判决。该方当事人不服并以此申请再审的,将不予支持。裁判理由: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欧亚公司、建工总承包公司在《陆川县欧亚铭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28.1.3款约定“发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自违约之日起,发包人每延误一天,按欠款额向承
裁判要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规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依据上述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亦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最高法:哪些情形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拒执罪典型案例解析‖大竹县律师拒执罪,作为被执行人头上的一把利剑,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刑法》第313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拒执案件解释》对拒执罪的构成要件和量刑有较为明确的规定。本文就拒执罪的构成要件、典型案例分析等方面对该罪名进行简要阐述。【拒执行为必须发生在什么时间,才成立拒执罪?】一、判决裁定生效之前,行为人实施
案例索引:衡水银行与乌海银行合同纠纷案【(2020)最高法民申6873号】裁判要旨:原判决在查明案涉《资管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是李某某与肖某等人勾结,使用伪造的衡水银行印章擅自以衡水银行名义对外签订等事实基础上,认定该协议无效,并无不当。在《资管计划受益权转让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原判决根据衡水银行和乌海银行双方过错程度,判令衡水银行对乌海银行的部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符合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不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M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录像,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原审庭审时,A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