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下称《立案追诉标准(二)》)第78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立案追诉标准，对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的人员数量，以及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的层级作了量化，规定“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同时对“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了解释性规定。
司法实践中对上述立案追诉标准如何认定有不同认识，对此，《意见》第1条在《立案追诉标准(二)》规定的基础上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第1款明确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意见》第7条的规定，这里的“层级”和“级”，系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级;对传销组织内部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
主要考虑:实践中有意见认为《立案追诉标准(二)》规定的“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是指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发展的传销活动人员达到三十人且层级达到三级以上(不包括本人本级)，否则不能对组织者、领导者定罪处罚。
经研究认为，上述意见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刑法和《立案追诉标准(二)》规定的原意。根据刑法第224条之一的规定，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即构成犯罪，属行为犯。
研究制定《立案追诉标准(二)》时，考虑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涉众型经济犯罪，出于打击涉众犯罪要“打早、打小”的实践需要，同时兼顾类罪平衡，避免刑事打击面不当扩大等因素，根据刑法条文规定，主要从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的人员数量，以及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的层级上进行了量化。
从公安机关打击传销犯罪和侦办案件的情况来看，按照“五级三阶”制发展的传销组织中，发展层级达到三级以上时，该传销组织的社会危害性已经明显呈现。
同时，能够形成一定组织形态的传销组织，其发展人数大多在三十人以上。因此，《立案追诉标准(二)》的规定为了强化立案追诉标准可操作性，从传销活动人数和层级的角度作出界定，明确刑事打击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传销活动是达到何种规模的传销活动，不能将其理解为是对组织者、领导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层级的要求，否则既不符合刑法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行为犯的规定，也不利于执法办案中侦查取证、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
为统一认识、避免歧义，《意见》进一步明确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级)在三级以上的，即应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第2款明确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第3款明确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主要考虑是:实践中，有的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大幅度提高“入门费”门槛，在传销活动人员尚未达到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的人数和层级时即获利“出局”，然后另行组建团伙、继续发展人员。
有的则在“出局”后，仍从原传销组织继续发展的人员和收取的传销费用中获取报酬或者返利。上述“强制出局”、“化整为零”等犯罪手段以逃避打击为目的，实质上仍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和发展传销人员，客观上推动了传销活动的复制、传播和蔓延，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第2款、第3款对多个传销组织人数的合并计算和脱离原传销组织后层级数和人数的继续计算问题作了规定，有利于统一执法尺度，加大打击力度。
第4款明确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
主要考虑是:实践中，传销组织为逃避法律制裁，结构日趋严密，活动日趋隐蔽，有的传销组织中加入门槛不断提高，下线人员不断减少，上下线之间单线联系。
还有的网络传销活动中参与人员使用虚假身份，上下线之间互不相识，缴纳费用没有实物凭证，这都使侦破案件和收集证据的难度不断加大。
为有效打击传销犯罪，第4款明确了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的证据收集标准，即结合言词证据和书证、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其他证据综合认定传销组织的规模，进一步加强执法办案过程中收集证据的可操作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起草过程中，还有意见认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的标准过高，与当前传销组织出现的小规模分散聚集、裂变式发展、通过提高“入门费”门槛减少人员规模等新情况不相适应，建议将标准降低到“二十人以上”。
经研究认为，针对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意见》在《立案追诉标准(二)》规定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明确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统一证据收集标准，明确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处理以及明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有效应对和解决，不宜再降低人数标准，以避免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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