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明知的认定

刑法中明知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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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刑法中，“明知”是对犯罪主观内容的表述方式之一，属于犯罪主观方面中的认识因素。以所规定的主观方面的底蕴为标准，我国《刑法》关于“明知”的规定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在故意犯的范畴中使用。《刑法》第399条第1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

从该条两处关于“明知”的规定来看，明确地将过失犯排除在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之外。我国现行《刑法》在这种范畴中使用“明知”的条文，除了总则第14条关于故意犯的规定，还包括分则中的33个条文。

可以说，我国《刑法》关于“明知”的规定。几乎全部是在故意犯的范畴中使用，只存在一个条文的例外情形。

2.在过失犯的范畴中使用。仅有一个条文，这表现在《刑法》第138条之中，规定直接责任人员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才能构成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

在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表现为过失。尽管张明楷教授对该条所使用的“明知”术语进行了学理解释，认为其不等同于故意犯罪中的“明知”，只是表明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但在基本立场上也不否认该条中的“明知”是在过失犯的范畴中使用的。

在类型学上，类型用以描述反复出现的事物的共同特征，是取向事物的本质。每个类型都是有意义的结构性整体，其中的每个要素都指向一个“意义中心”，它的功能与意义都借此由整体来确定。

在刑法性质上，“明知”肯定是对主观要素的表述。从《刑法》总则第14条关于故意犯的规定来看，“明知”标明的是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它是故意的一般构成因素，而分则上的“明知”是故意的特定构成因素。

尽管总则和分则中的“明知”在内容和性质有所区别，但均应在故意犯的范畴中使用。有鉴于此，以规定范畴的类型化观点来审视我国《刑法》关于“明知”规定可见：其将“明知”混搭地规定在故意犯与过失犯这两种意义截然不同的类型之中，背离了对同一类型事物在评价观点上的同义性，进而有违于类型的意义核心和本质取向。

具体而言，在罪过的程度上，故意犯与过失犯是无法等量齐观的，它们显示出行为人社会危险性的差异，故在确定个人刑事责任时，就应区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类型，并且在刑事立法上予以不同程度的否定评价。

然而，我国刑法关于“明知”的现行规定却是“混搭使用”，这种分类粗糙的处理模式混淆了罪过的基本类型划分，不仅导致文理上的混乱，而且欠缺实质的公正性，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虽然刑法用语具有相对性，但在实现刑法的正义理念、保证刑法的安定性之原则下，就应维护刑法用语的统一性。因此，我们应坚守原则，即坚持仅在故意犯范畴中使用“明知”的专属性，将《刑法》第138条中的“明知”修改为“已经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