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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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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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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

                              向心执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三权分立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孟德斯鸠的三权分权理论在美国的政治确立,三权分立的优点和缺点,三权分立对我国的影响和借鉴。

关键词:美国 三权分立 借鉴

 

三权分立政治制度最先在美国确立并得到良好发展,最终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下面我们就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三权分立制度。

一、三权分立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分权的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混和政体的概念,他认为国家有议事权、行政权、司法权。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各部门的分权和制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他的思想为近代分权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将三权分立思想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组织原则,是最先由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提出的。在以前的封建专制政体中,国王享有一切权力。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英王威廉先后接受并签署了两个法案:《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条例》,确立了英国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政体。

在此基础上,洛克提出了他的一系列主张,包括立法权、执行权(行政权)、联盟权三权分离,立法权属于国会,英王只有执行权,且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

洛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的革命成果。对当时的时代而言,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后来,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思想。他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主张这三种权力应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三种权力不仅要分立,还要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平衡,才能保障自由。

 他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至此,三权分立思想进入成熟期,为具体操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孟氏的分权理论与洛克的分权理论相比有重大的发展,孟氏的三权划分比洛克更明确,且比较合理,更重要的是,孟氏不仅说明分权,而且进一步说明了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解决,不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且对未来国家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提供了参考模式。

再到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经美国人杰弗逊、潘恩、汉密尔顿等人的实践和探讨,分权制政体不断完善,并最终在美国宪法中确立,宪法明确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且分别由议会、政府、法院独立行使的政府架构和三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

生成了一种“保障我们自由的一种简单而巧妙的体制” 。而三权分立正是经过美国的伟大试验并获得巨大成功,才获得世界的认可。

三权分立的核心理念就是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说白了,就是对人性的假设不信任,对权力的防范。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人性经不起权力的诱惑,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集中导致专制独裁,我们就对权力进行分立,不让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是某一批人手中。

分散开来的权力平等,不具有从属关系,互相独立且互相牵制。权力只能靠权力来制衡。

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确立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被介绍到美国后,引起强烈的反响,报刊杂志大量报道,政治精英争相研读。当时,美国政治领袖都认为只有根据孟德斯鸠的学说,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才能防止专制暴政,保障人民的自由。

在实践经验方面。美国政治领袖们从英国历史和早期州历史中获得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实践经验。在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世纪中叶内阁制确立之前,基本上是三权分立的结构形式——国王、议会、法院三个部门的分权体制。

英国此时的三权分立并不完善,三个权力部门在组织上不是完全独立的,而且三者之间也没有相互制约,所以三者的平衡难以实现,最终议会地位越来越高,内阁制形成后,被一种近乎混合政府的结构模式所取代。

在美国本土,早期各州也有践行三权分立原则,实现了立法机关、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分立。但这一时期的三权分立原则仅仅体现了分立,而未能实现其制衡功能,立法机会地位高于行政和司法机关。

无论是英国还是早起各州的历史经验,都未能反映出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原则的本质精神——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英国和早期州历史中得到的教训给美国的政治领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让他们从单纯的权力分立学说中清醒过来,认识到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重要性。

从此,制衡被赋予了与分权同等重要的地位,并通过1787年宪法表现了出来。

正是因为美国开国领袖们都接受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们又都有英国和早期各州实行三权分立原则的经验教训,使得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三权分立原则是唯一没有发生过争议就确立下来的议题。

在1787年宪法仅有的七条内容中,开篇就用了三条内容的篇幅来详细规定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三权分立在美国宪法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本宪法所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并设置的下级法院”。

通过宪法的制定,第一次使三权分立两个层面上的精神得到呈现。权力的分立方面: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是由分别行使联邦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会、行政部门和联邦法院所组成,即:立法权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美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联邦法院。

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立法权由国会掌握,行政权归于总统,司法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三权之间相互制约,国会可以以弹劾等诸多形式限制总统,总统可以以“搁置否决权”等形式限制国会的权力,而联邦最高法院则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的形式限制国会的立法权和总统的行政权,此外,总统对司法权也有制约,表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人事任命在一定程度上受总统控制.  “分权”原则要求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部门在组织上各自独立,包括通过不同的方式产生或设立,其人员任期各不相同,并且不得跨部门兼职。

为了确保“三权”各自独立行使权力,国会的召开、休会等立法活动均根据法律规定独立进行,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总统独立行使行政权,只对宪法和全体选民负责;

联邦法院根据宪法、国会立法和美国为缔约方的国际条约独立进行司法审判,国会和总统无权干预。制衡方面,国会既受到总统否决权的制约,还受到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制约;

而总统则受到国会行政监督权、弹劾权和联邦法院违宪审查权的制约;联邦法院则受到国会修宪等权力和总统法官提名权赦免权的影响或制约。

如,国会通过的法案由总统签署才正式生效。如总统否决,复议时,参、众两院各有2/3多数赞成维持原法案就仍可成为法律。

又如,众议院有权对总统提出弹劾,但参议院才有权审判,审判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任主席。分权是制衡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分权就无法形成制衡的格局;

制衡是分权的目的,分权的重要意义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三权分立的原则是联邦宪法规范调整美国社会生活具体体现。

在立法机构内部,体制上有一院制与两院制的选择。这方面的选择关键点则在对一院制和两院制的评价。当时确有人主张采用一院制,真正落实人民主权思想,但不少人指出,一院制容易受到野心或贿赂两因素的侵蚀,一旦感情冲动或为帮派分子所操纵,往往会导致有害的或过份的决定,对社会和人民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

两院制恰恰弥补了一院制的种种不足,并且能够预防僭越权力或背离职守。立法中两个不同的机构,以互相的“同意”或“不同意”作为牵制力量发挥牵制与平衡功能。

其次,基于对人性的认识。不少思想家认为人类的天性是很不完美的:狭隘和自私,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而且公众常受情感波动的影响,在表达意志上往往缺乏公正性和真实性,这样就迫切需要对人抱有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和猜疑。

1776年约翰·亚当斯力主建立混合政府,尤其是建立立法机关的两院制,只有此种选择才能避免“脾气的发作、感情的冲动和热情的奔放……匆忙的结论和荒谬的判断。”

而且,立法机构易受公众各种因素的左右,受党派的纷争与个别有影响地位人的作用。

三、美国三权分立的演变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下,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大小并非自始至终都维持不变,而是随时间发展不断调整和变动。

从宪法角度看,美国联邦政府的三个权力部门具有平等的宪法地位,在制约中求平衡,这也是制宪者的初衷。然而在实践中,三权分立却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国会与总统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钟摆状态”,联邦最高法院时常以一种仲裁者的身份制约平衡两者的权力之争。

从三权分立原则实施200余年的历史来看,这种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联邦政府建立到内战,在这一时期,三权分立原则的局面相对稳定,基本上没有超越宪法所规定的结构框架。

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总统没有过多使用否决权。总统与国会长期保持着合作的关系,从而保持了权利的平衡。第二个时期是国会居权力主导地位时期,权力中心向国会倾斜,国会成为三个部门中地位最高的机关,这表现在总统一般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

第三个时期是总统居权力主导地位时期。这一时期,三权分立原则的演变出现了新的趋势,总统的权力不断扩大,国会的权力日趋削弱,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形成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关系的新格局。

到70年代,随着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国会权力又有回升的迹象,但不明显。

四、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优点及缺点

三权分立制度是根据近代分权学说建立起来的,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派别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适应于欺骗人民和对付外国斗争的需要。

 但西方的三权分立也仍然不是最好的政府体制,尚缺乏一种良好的辅助性的政治体制。这种制度的弱点是使国家的力量难以完全集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在互相牵制中抵消,缺乏效率。

     利益的冲突容易使三个治权发生争斗,这虽然起到了相互制约的作用,但也极其容易导致低效率和腐败,有时甚至于演变成三个政府之间及其内部争权夺利或一再碰撞、出现政治僵局。

这种情况常常需要十几年甚至达几十年的腐败、无能、混乱为代价才能使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成熟。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在付出这些代价后确实成熟了。

    但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程度、人民自治(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教育程度等都相差很大的国家,实行起来结果就大不相同了,在缺乏实行民主制度基础的国家中实行民主制度,人民只是得到“自生自灭”式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由于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或最起码的强大的自由的舆论,或者又没有中立、高素质的文官队伍,人民无法制约被他们投票选举出来的官员、议员,而官员、议员有任期限制,官员、议员一上台就想尽量捞钱的话,选举的结果就不过是饿老虎交替上台;

因此,不足为怪,发展中国家有些是最糟糕的军人政变独裁政府,多数则在安定与混乱之间摇摆,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民主自由、三权分立的情况大抵如此。

    从美国和南美洲各国的历史来看,南美各国的宪法基本上是照搬他们的北美兄弟----美国的宪法,但实行结果却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其原因,仅仅从反腐败的方面来说,关键在于:美国的自由、民主,两党制,三权分立,为强大的自由的舆论和强大的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强大的舆论的后援,在反腐败方面是强大、自由的舆论比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美国参众两院)、总统的作用大得多,这样,在美国,形成了良性循环,强大的舆论和中产阶级进一步加强自由、宪政。

在南美如阿根廷等国的历史中则未看到如美国那样的情况,秘鲁的藤森当年发动政变的理由竟然是议会腐败。因此,从反腐败的方面来看,美国、南美各国的历史证明了,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行政首脑不一定会在反腐败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前面也在理论上分析了为什么会这样。

在反腐败方面,中国若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现实的指望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能够为强大的自由舆论、强大的中产阶级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再加上结社自由使得民众能够自我组织起来,有组织的民众抵抗官员腐败行为的能力以及能够施加的压力肯定远远超过个人的所能做到的,这样,就提高了官员的腐败行为的成本,又降低了腐败行为的收益,就能够形成美国那样的良性循环,由强大的自由舆论批评,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压力、有组织的民众的压力、三权分立制度的自动运行来消除腐败。

或者还能够寄希望于直接选举产生的、没有立法权的监察人员。    西方人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重大缺陷,J.S.密尔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中将它列为代议制政府的头号弊病和危险,他精辟地分析了议员干预行政的危险:“最好也不过是由无经验裁判有经验,由无知裁判有知。

……当不牵涉到利害动机时情形就是如此。但是当牵涉到利害动机时,其结果就是徇私舞弊,比在公开的政府下的一个政府机关所能发生的最坏的贪污腐化还要更无耻和大胆。”

J.S.密尔还过于悲观地写到:“这种实行实际的管理以代替批评和制约管理人员的做法所引起的害处,已经在前一章中作了充分的论述。

要防止这种不适当的干涉,除对其有害性有强烈而普遍的信念外,在道理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妥善办法的。”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取消议会的弹劾权(信任权、不信任权),将弹劾权交给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如人民监察委员会这样的机构,选举时间在立法、行政人员产生之后,专门负责“批评和制约管理人员”。

不过,在英国,这个办法完全是不可思议的。

而制约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无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都是一种实在的需要,只是资本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制约权力的本质是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

约束公职人员遵守宪法,限制权力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自由选举,选民能够罢免滥用职权的官员,这是政府受人民控制的主要途径;

除此之外,尚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这就是政府内部的机构分立和权力间制衡的办法。因此,人民主权有了双重的安全保障,两种政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互相牵制,同时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真正做到用公众的理智去控制与指导政府,政府又借此来调节与和谐公众的情感。

对三权分立体制的批评,基本上集中在效率低下,职责不明确上。

国会与总统间由于党派政见和利益之争常出现僵持局面,出现混乱拖延,处理事务不力。“权力分散和责任不明的情况,是使政府在紧急时刻处于无可奈何的瘫痪状况的原因。”

而且三权各享有制约对方的权力,致使周转程序繁多,行动不敏捷,运转不灵,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效率低下,职责不清的局面是很自然的事。

美国三权分立体制失却国家权力的总体权威,无法使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真正代表美国。因为,任何一个机构都有可能遭到另外两个机构的反对和抵制。

伍德罗·威尔逊早就主张,作为政府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应该分割,“把政体建成为一个方法简便,大权独揽、职责分明的毫无掩饰的体制”。

但是,无论对三权分立体制的批评如何激烈,有一点必须清楚,使各部门得以延缓或阻止其他部门的行动所造成的低效率,正是制宪者们有意掺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它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政府通过干预保护私人利益,并保护政府对付不公正又谋私利的多数,“如果这种体制使政府碍手碍脚并使既定利益容易抵制变革,那么这一体制正是按其所预期的在运转”。

 

五、三权分立学说对我国的政治体制的影响及借鉴

将三权分立看作是制约权力的手段,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三权分立的地位。

二、有利于我们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的经验。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但可以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途径。

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课题。

理论上讲,正确认识三权分立的性质以后,就会发现它与我国奉行的“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并不矛盾。“议行合一”旨在强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间有机的结合和统一,强调代表人志的权力机关的最高地位,强调行使三种权力主体的一致性,但并非反对国家权力的分工和监督制约。

而“民主集中制”强调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时要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我国具体体现为,人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人大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而人大向人民负责。

因此,民主集中制本身已包含了对国家权力制衡的内容。

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三权分立的方法和手段确实起到了制约权力、防止专制的目的。如美国两百多年以来,分权、制衡、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思想,一直指导着美国的政治生活,保持了美国政治的长期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民主集中制”以及“ 议行合一”制度来保证权力的纯洁性和人民性,但对如何防止某些人或某些机关打着人民的旗号滥用权力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于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与国家权力抗衡,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三权分立的合理内核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国家机关内部的互相制约,使之更好地协调配合,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实践上看,我国也存在着立法(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职能的区分,机构的分离,权力的分工,以及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通过行政诉讼纠正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等权力制约关系。

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国家权力比较重视分工(机构的分离和职权的划分),而缺少对权力的制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似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净化权力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对权力约束基本上是以自律为主的。

但任何权力缺乏制约和规范都会自我膨胀,并趋于腐败,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例外。因此,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从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看,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地位高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因为人大从性质上讲是一个全权性的机关,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

实际上,人大不可能代表人民行使全部的国家权力,而只能行使立法权、监督权、任免权、决定权等一些重要的权力。长期以来,由于党政不分、代表素质低下等原因,人大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实际并未树立起应有的权威。

但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人大地位的提高,将来人大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时,这种“全权性机关”的性质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其不受任何制约,尤其是人大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本身就有行政化的倾向,如仅受每年会期不超过20天的人大的监督,权力更会膨胀,这种情况一旦成为现实对我国民主制度的发展绝非福音。

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核审查制,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填补我国目前实际存在的违宪审查制度中的权力真空;

二是对人大尤其是人大常委会权力滥用的防范。目前,我国行政机关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人大的监督;

另一方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深入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使司法机关能配合人大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对行政权进行有效的制约;

同时,应配合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尽快制定完善的司法人员资格法,让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检察官,并对司法人员的枉法行为以重惩,建立严格的错案追究制度,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

三权分立不应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我们要在观念上对其重新认识,摒弃偏见,吸收其合理成分,借鉴其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国家权力运行走上法治的轨道,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通过分析美国的三权分立,希望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进而对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有所启发。

比照三省六部制、三权分立,来看我国现行的官制,如要与强盛或强国来相联系的话,似乎有以下需改进之处:权力过分集中,导致严重的腐败;

分权制衡没有走上法制的轨道,还是类似于古代官场的那种;代表民意的权力机构不能有效制约各级政府,导致行政效能低下各自为政。

主张实行西方自由民主,进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改革的人,认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会腐败,因此以权力制约权力, 可以消除腐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我完全赞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以及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并且认为:中国未能够实现自由民主是中国历代反复盛衰兴亡,最终必定陷入农民大起义而灭亡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至今仍然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等许多重大问题主要的原因。

但我不赞成抄袭西方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因为实际上,若在中国简单抄袭西方那一套,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肯定会比现在所实行的政治制度要好得多,但实际情况绝不会如此美妙。

    所有的大国,在实施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初期, 反而容易加剧腐败,混乱和政府效率的下降。这已被英国、法国、美国乃至日本、德国、俄罗斯的历史所证实。

此外,西方的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也需要相当多的条件。    美国的历史说明:最重要的条件是强大的中产阶级(最起码有强大的自由的舆论)以及少数真正服从多数(如选举中的失败者自愿服输放弃权力),通过权力制衡等使多数人对少数的暴政不至于出现(良好的自治、保障个人的自由),中国太缺乏这两项。

缺乏实行民主的条件而又实行民主制度,基本上可以肯定人民只能够得到自生自灭式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但中国也有美国当年所没有的一个有利条件:中国有一千多年的文官传统,很容易产生中立、高素质的文官队伍。

中国还有一个略微超过美国当年的条件:中国的土地的使用权是平均分配的,很容易变成土地的平均分配,中国又没有外国那种封建贵族阶层。

因此中国现在就能够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只有借鉴三权分立制度的优点,创造一种超越世界各国的分权制衡新方法,创造一种崭新的政府体制, 才能良好地将个人、各种政治、经济组织、阶层的矛盾、 冲突引导到促进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上来,充分发挥民智民力,造就廉洁高效的政府, 不断促进国家、民族的发展。

 

参考文献:1、教材《比较宪法学》;

   2、网上各种文章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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