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合力有利有弊，法共体均需努力——聂树斌无罪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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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手上的一起冤案，已经进入了法庭审理的焦灼阶段，检察官、法官都非常清楚这个案件存在巨大的问题。可就是因为该法院这些年从来没有判过无罪，该检察院这些年从来没有做过存疑不诉，所以这个案子逮捕了就必须要诉出去。

用检察官的话：有问题的案子在法院，就算我们死赖也得诉出去……

在现行司法体制下，一个普通的有问题的案件，一旦嫌疑人被逮捕，则很难终止司法程序。能够判缓、免处已经是司法机关最大的仁慈，更何况那些在侦查阶段就受过案外因素干扰的人造错案、假案呢？

又有几个承办人能拍案而起，勇敢指出“共同体内”的猫腻？

自从辞职干了律师，才发现，案卷材料有时只是一个事件的冰山一角。一个事件，要经过很多人的加工提炼，才能够成为一本案卷。

而加工提炼人的动机、立场、办案能力和水平，在案卷中是看不到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往往存在着巨大出入，虽然一般来说出入不会影响定性，但对于这种木已成舟的冤案，如果辩护律师不负责、不专业、不担当，或者当事人根本请不起律师，则翻案无从谈起。

即使遇上了非常专业、敬业的律师，但因为司法机关内部纠错动力不足，律师群体调查取证权得不到充分保证等原因，提不出相反证据就无法翻案。

因此要想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往往只能要么“勾兑”以委曲求全；要么“死磕”以引起重视。除此之外，几乎无法让已进入司法程序轨道的列车停下来的办法。

美国有句话“Don't hate the player,hate the game”：不要恨运动员，要恨这个游戏（规则）。

因为如果在这种游戏规则中，你也会这样做。司法工作确实不容易，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案件和方方面面领导的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考核。

除了要考虑事实和法律，还不得不考虑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被害人情绪及社会影响，等等。所以即使发现了有问题的案件，也很少有人站出来、发出声音；

即使发出了声音也很少敢坚持己见，否则会被视为“异类”而影响个人前途。

于是工作久了，就会麻木——那只不过一年一百多件案子里的一件。即使稍有内心不安，也会安慰自己：那人有某种行为，那人行为不端，反正他不是好人、判了就判了。

殊不知行为不端并不等于犯罪，殊不知自己的一笔就是他的一辈子。人命有贵贱，贵命遇上这种劫难都难免于难，更别说草民的贱命。

聂树斌案并不是个案，现实中可能还有为数不少的个聂树斌，他们有些可能也已含冤死去；有些还在狱中麻木地接受改造；有些可能虽已出狱但要么背负耻辱渡过余生，要么还在上访的路上。

聂树斌案之所以能翻案，是因为其有着他人无法复制的契机：首先要感谢那个即使将死也誓给国家社会“添堵”到底的犯罪分子，其次要感谢那个不惜一切敢于坚持真相与正义的民警，第三要感谢那个敢于为他坚持到底的律师和背后那些坚持良知及法治信仰的法律人，第四要感谢那个还有能力为他奔走申冤的母亲。

当然，最要感谢的就是那个“天时”——如果不处在那个打虎时期，这个案件在当时可能根本不会被复查。所以聂树斌可能是那么多不幸的人中的“幸运儿”。

真心希望这个被曝光于打虎时期的案件，不单是为了打虎、审虎造势而曝光，不单把这次翻案当成一个简单的了结。真心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里程碑，为其开启一段新征程——让我们公检法人员不因领导意志、考核和《国家赔偿法》把疑案办成铁案，把《国家赔偿法》用成“国家不赔法”。

也真心希望看到这段话的司法同仁不要认为我偏激。从检察官到律师的转变，让我看到了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不得不承认，从体制内的合力到体制外的阻力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

最后，希望公检法同仁不要在因为自己眼下看到的是净土，而没有感受过全国各地司法水平的参差不齐，就认为我国司法环境已很棒。

打击刑事犯罪毕竟是一件极为精密的活动，即使99％是正确的，只有1%有问题，也不行。因为对1％的人来说，那就是他人生的100％。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努力做到99.9999999...％，无限接近100％，对不对？而且，应该努力让“法律事实”尽量接近“客观事实”而不是统计及考核数据的高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