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院公司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

检索路径与检索结果

本次检索主要使用Alpha案例数据库，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自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5日的裁判文书进行研究。

Alpha支持的高级检索条件包括全文关键词、标题关键词、案号、当事人、代理律师、律所、法官、法院、裁判时间、法院观点、裁判结果和引用法条等。

本次检索的具体路径如下：

1. 数据来源：Alpha案例数据库

2. 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3. 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4. 裁判时间：2017年1月1日-2018年6月5日

5. 检索时间：2018年6月5日上午11:06

6. 样本数量：226份

（根据选定案由、法院及裁判时间进行检索，获得226份裁判文书作为研究样本）

检索场景的具体条件如下：

226份裁判文书宏观分析

一、 主要案由

对226份裁判文书的案由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前六位的案由分别为：股权转让纠纷（67份，约占30%）、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33份，约占15%)、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2份，约占10%）、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21份，约占9%）、申请公司清算纠纷（13份，约占6%）及股东出资纠纷（13份，约占6%）。

而其他案件的案由则涵盖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公司决议纠纷类、公司解散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清算责任纠纷、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公司设立纠纷、公司清算纠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公司增资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等（57份，约占25%）。

二、审理程序

对226份裁判文书的审理程序进行分析，其中一审程序有11份，约占5%；二审程序有51份，约占22%；再审程序有153份，约占68%；

执行程序有9份，约占4%；其他程序有2份，约占1%。

可以发现，广东省高院审理再审程序案件的比例占超过六成，而再审程序作为纠正原审裁判错误的程序，足以体现出广东省高院审理案件的复杂性。

三、文书类型

对检索到的226份裁判文书进行初步筛选，发现：在2017年的215份裁判文书中，裁定有188份，判决有27份；在2018年的11份裁判文书中，裁定有10份，判决有1份。

在226份裁判文书中，裁定共198份，判决共28份，裁定与判决之比约为7：1。这也反映了广东省高院作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层级通常较高。

四、裁判结果

1、二审裁判结果

筛选得到51份二审裁判文书后，让我们来重点关注裁判结果。

裁判结果分布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有22件，约占43%；撤销原审判决，进行改判（含部分改判）的有4件，约占8%；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有2件，约占4%；

撤销原判，指令再审的有12件，约占24%；准予撤回上诉的有6件，约占12%；撤销原判，驳回起诉的有3件，约占6%；

准予撤回起诉的有1件，约占2%；其他的有1件，约占2%。

根据上述二审统计数据，维持原判、指令再审或发回重审、撤诉类（撤回上诉及撤回起诉）、驳回起诉、改判之比为22：14：7：4：3。

可以得出，广东省高院的维持率约为44%，改判率约为8%，指令再审或发回重审率约为28%。

最高人民法院同类案件数据显示（参见《2014-2017年最高法院公司纠纷大数据报告》），其维持率约为59%，改判率约为33%，重审率约为5%。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广东省高院的维持率和改判率皆明显低于最高院，但指令再审或发回重审率则明显高于最高院。

而在广东省高院51个二审案件中的4个改判案件中，改判原因分列如下：3个案件的改判原因涉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3个案件的改判原因涉及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这两个改判原因是广东省高院最为常见的二审改判原因。

 2、再审类裁判结果

对153个再审类案件进行分析，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程序的有133件，约占87%；再审程序的有20件，约占13%。

分别针对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的裁判结果进行筛选，可以发现：

133个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中：驳回再审申请的有118件，约占89%；提审的有8件，约占6%；指令再审的有3件，约占2%；

终结审查再审申请的有1件，约占1%；准许撤回再审申请的有3件，约占2%。可以看出，广东省高院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程序案件的结果中，驳回再审申请占绝大部分。

20个再审程序案件中：维持原判的有5件，占25%；撤销原判，进行改判的有11件，占55%；撤销原判、指令再审的有2件，占10%；

准许撤回再审请求的有2件，占10%。在再审维持原判的5个案件中，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有1个，占20%；维持二审判决的有3个，占60%；

维持再审二审判决的有1个，占20%。

在再审改判的11个案件中，其中10个是作为系列案合并审理的案件，改判理由皆为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另外1个案件的改判理由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

可见，法律适用错误是广东省高院再审改判的主要原因。

五、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

在51份二审裁判文书中，针对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进行统计：仅原审原告（或申请人）上诉的有27个案件，约占53%；

仅原审被告（或被申请人）上诉的有21个案件，约占41%；原被告皆上诉的有3个案件，约占6%。

总体而言，原审原告（或申请人）上诉的有30个案件，原审被告（或被申请人）上诉的有24个案件，原审原告（或申请人）上诉的比率略高于被告（或被申请人）。

六、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

针对153份再审类裁判文书中再审申请人（或申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地位进行分析：只经过一审程序审理的有1个，约占1%；

只经过一审、二审程序审理的有149个，约占97%；经过一、二审和原再审程序的有3个，约占2%。

在153个案件中，由一审原告申请再审的有75个，由一审被告申请再审的有77个，由一审第三人申请再审的有1个；由二审上诉人申请再审的有118个，由二审被上诉人申请再审的有31个；

由原再审申请人申请的有3个，没有由原再审被申请人申请再审的案件。

总体而言，申请再审的主体中，在一审程序中原、被告分布较为均衡，接近于1：1；在二审程序中上诉人明显多于被上诉人，比例约为4：1。

只有3个案件在申请本次再审前已经过原再审程序，而巧合的是这3个案件中申请再审的主体在原再审程序中都是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

七、律师代理情况

在律师代理情况方面，226个案件中，双方皆不委托代理律师的有37个，约占16%；一方委托代理律师的有95个，约占42%；

双方皆委托代理律师的有94个，约占42%。总体统计，有律师代理的案件有189个，约占84%。

而再审类的153个案件（包括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程序）中，双方皆不委托代理律师的有28个，约占18%；仅一方有委托代理律师的有76个，约占50%；

其中，仅申请人(或申诉人)有委托代理律师的有72个，约占47%；仅被申请人(或被申诉人)有委托代理律师的有4个，约占3%；

双方皆有委托代理律师的有49个，约占32%。总体统计，有律师代理的案件有125个，约占82%；且申请人（或申诉人）委托代理律师与被申请人（或被申诉人）委托代理律师的数量之比为121：53，约合2:1。

申请人（或申诉人）委托代理律师的比率明显高于被申请人（或被申诉人），充分体现了启动再审程序的复杂性和困难度较高，再审“逆转”难度较高，以及律师在再审程序中的专业性价值。

对再审类的153个案件与全部226个案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再审类案件中双方皆委托代理律师的比例明显较低，仅一方委托代理律师的比例较高，结合前述分析推测，原因可能是再审类案件中申请人（或申诉人）一方委托代理律师的比例明显高于被申请人（或被申诉人），再次体现了再审启动和“逆转”的难度较高的现实，以及律师在再审类案件中的独特价值。

八、 高频法条

1、高频程序法条

在226个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中，高频程序法条包括：《民事诉讼法》（2017）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被91个案件引用；

《民事诉讼法》（2017）第二百条，被66个案件引用；《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被53个案例引用；

《民事诉讼法》（2012）第二百条，被28个案例引用；《民事诉讼法》（2017）第六十四条，被20个案例引用。

2、高频实体法条

在226个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中，高频实体法条包括：《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14）第十八条，被11个案例引用；

《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被10个案例引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被10个案例引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被10个案例引用；

《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1997）第二条，被9个案例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