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一律入刑”忧思

“醉驾一律入刑”忧思

易胜华 律师

一、前言

“醉驾入刑”已有月余，期间高潮迭起。

第一波：各地交警部门一窝蜂地抢抓“醉驾第一人”，司法机关抢办“醉驾第一案”。媒体争先报道，“醉驾入刑”炙手可热。

第二波：最高法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张军在内部会议上提出，“醉驾入刑”要区别对待，慎重稳妥。张军副院长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舆论强烈反弹，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最高法院仍然根据张军副院长的讲话精神，向下级法院发出了指导意见。

第三波：音乐人高晓松醉驾被抓，使得“醉驾”话题增添了不少娱乐色彩；

第四波：公安部发言人明确表态：“醉驾一律刑事立案”。时隔几日，最高检也表态：“醉驾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一律起诉。”

公众从中听出公检法三家不同的声音。

在张军副院长的讲话出来之后，我接受京城几家媒体的采访，谈了一些对“醉驾入刑”的看法，表示认同张军副院长的意见。公安部表态后，我写了《“醉驾一律入刑”的两种不同声音》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一些媒体刊登了我的观点。

5月26日，我接受凤凰卫视的邀请，出席“一虎一席谈”节目录制，就“醉驾该不该一律入刑”与其他几位嘉宾展开辩论，其中包括“醉驾入刑”的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律师。

我注意到，支持“醉驾一律入刑”的，是绝大多数。在“一虎一席谈”的录制现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场观众举牌支持“一律入刑”，我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很微弱。

节目播出后，在网上，甚至有一些人用恶毒的咒骂来攻击我。

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愿意和有不同看法的人一起理性地展开讨论。在进行讨论之前，再次明确我的观点：我反对的是“醉驾一律入刑”，而不是“醉驾入刑”。

不能偷换概念，曲解我的观点，。

二、“醉驾一律入刑”违背当前的刑事政策

当前的刑事政策用四个字简要概括是：“宽严相济”。详言之，就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非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创，而是来自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根据最高法的《意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注重从严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作为“危险驾驶罪”罪状之一的“醉驾”行为，就属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较小”的犯罪。这一点，我们从该罪名的量刑就可以看出来。

“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期仅为“拘役六个月”，而刑法规定的四百多个罪名中，法定最高刑为“拘役”的，仅有“危险驾驶罪”一个。

连“不告不理”的刑事自诉案件，最高刑也是有期徒刑。例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刑事自诉案件，法定最高刑为两年有期徒刑。

从刑法中刑期的设置来看，可以认为，“危险驾驶罪”实际上是所有刑法罪名中“垫底”的轻罪。如果对包括“醉驾”在内的所有犯罪行为都要一律严惩的话，“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

有的学者认为，“醉驾”的社会危害性非常大，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必须一律严惩。诚然，我们不否认“醉驾”的社会危害性，否则《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不会对该行为做出极为严厉的行政处罚规定，更不可能被《刑法》纳入犯罪行为来打击。

一切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社会危害性也是有大小程度之分的。

在所有的犯罪行为中，“危险驾驶罪”的危害只是一种潜在“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了有严重危害后果的现实时，则会有“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等更加严厉的罪名来规制。

相对于放火、决水、爆炸、故意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而言，仅仅“醉驾”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显然是属于较轻、较小的。

如果行为人仅仅只是醉酒后驾车，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且醉驾者认罪、悔罪，对其从宽处罚，是符合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

“从宽处罚”的概念包括了“从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和“不认为是犯罪”等处理方式。“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提法，有何不妥呢？

三、“醉驾一律入刑”破坏了刑法的完整性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制定颁布后，必须严格贯彻实施。《刑法修正案（八）》既然将“醉驾”规定为犯罪，而且没有“情节轻微”等限制性条件，那么，对醉驾行为就应当一律入罪。

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新增规定，却忘记了该条规定只是刑法分则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应当受到刑法总则的规制和指导，分则不得与总则相抵触。

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根据这一总则规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只要“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都有可能不被认为是犯罪，包括“醉驾”在内。

《刑法》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刑法》分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应当遵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也不能不顾。断章取义，极力推崇分则的某一个条款，对总则的相关规定视而不见，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总则统率分则。既然所有分则罪名都受刑法总则的约束，“醉驾”也不能例外。

除非《刑法》第十三条做出修改，否则，“醉驾一律入刑”的提法，本身就违反《刑法》，破坏了《刑法》的完整性。

如果“醉驾一律入刑”可以不遵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规定，那也可以不遵守总则第十一条关于外交豁免权的规定，不遵守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那么，驻华外交官、精神病人、十六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醉酒驾驶，也应该“一律入刑”。那《刑法》的“醉驾”规定，就成了唯我独尊的“霸王条款”了。

很多人支持“醉驾一律入刑”，是基于对司法腐败的担忧。他们认为，如果在“醉驾”是否入刑的问题上，赋予司法者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导致执法不公正。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是，司法者如果要通过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腐败，并不局限于“醉驾”，对其他的犯罪行为的处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由于对司法者的不信任，而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来防止司法腐败，显然是“因噎废食”，牺牲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遏制司法腐败，需要通过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来实现。剥夺司法者自由裁量权，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是立法技术的退步，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醉驾一律入刑”不具有长期可操作性

“醉驾一律入刑”的支持者，会拿出一系列自“醉驾入刑”之后，交通事故下降以及死亡人数减少等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无论这些数据的统计是否存在一定的水分，“醉驾入刑”之后，因“醉驾”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必然有大幅下降，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

但是，这一数据的背后，是我们动用了庞大的司法资源去打击“醉驾”。投入这么大的社会成本，不可能没有效果。但是，这并不是“醉驾一律入刑”的效果，是高压、严打的效果。

盗窃罪自古以来就被作为犯罪行为打击，甚至一度最高刑为死刑，为什么屡禁不止，盗窃行为越来越多？有人可能会说，盗窃与醉驾不具有可比性，盗窃行为大多是生活所迫。

那么，重婚罪呢？“重婚入刑”的历史也很久远了，而且最高刑期是两年有期徒刑，比“醉驾”要高几倍。但是，“包二奶”的行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如果我们拿出打击“醉驾”的力度来打击重婚行为，毫无疑问，在一定时期内，“包二奶”也会销声匿迹。

由此可见，要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单靠“一律入刑”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法律的规定落到实处。而法律的真正落实，需要大量的司法资源与之配套。

在司法资源还不够充裕的情形下，应当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也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良苦用心之一。

可以断言，“醉驾”作为一种轻微的刑事犯罪，国家不可能长期投入过多的司法资源进行打击。短期内，为了宣传“醉驾”的危害，营造声势，集中精力打击“醉驾”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坚持下去，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工作的开展，司法机关“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关部门信誓旦旦，要将打击“醉驾”作为一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们相信。但是，能否长期做到“醉驾一律入刑”，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某位学者在面对“醉驾一律入刑，会不会导致监狱人满为患”的质疑时，提出“那就多建几个监狱”。这种言论令人瞠目结舌。

“建几个监狱”可不是造几座高楼那么简单，国家有建监狱的钱，还不如拿来多盖几所学校，普及法制教育，从源头上遏制犯罪才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有人认为，通过一段时间对“醉驾”的集中整治，今后的“醉驾”将会大幅减少，不会耗费过多的司法资源。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是，大量的事实说明，只要打击力度减弱，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又会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例如“扫黄”，哪一次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不是让违法犯罪分子闻风丧胆？

但是，风头过去之后没有多久，又会死灰复燃。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要持之以恒，就必须张弛有度，而不是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

“醉驾一律入刑”，是把有限的司法资源，过度地用于打击轻微犯罪行为，必然影响到对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摁下葫芦起来瓢”，“醉驾”是遏制住了，其他的恶性犯罪又在严重威胁我们的安全。

在必须有所取舍的时候，选择“醉驾一律入刑”，是不明智的。

五、“醉驾一律入刑”是法律倒退的苗头

“醉驾一律入刑”者认为，治乱必须用重典。醉驾行为，必须从严打击。

“治乱用重典”，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观点。历史早已证明，过分地依赖刑罚威慑的惩治效果来管理国家，如同饮鸩止渴，短期内可能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明显效果，但是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提出“乱世用重典”的明王朝，其统治并不稳定、长久。

“罪刑相适应”，是文明社会和现代法治国家处罚犯罪行为时的基本原则。“醉驾一律入刑”，却背离了这一基本原则。

“醉驾”是一种危险行为，之所以把这种行为当成犯罪来打击，就是因为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危险。危险有大小之分，醉驾者的主观恶性也有区别，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把他推向社会的对立面呢？

有人提出，如何区分醉驾的“情节显著轻微”？既然是“醉驾”是危险犯，我们可以从危险程度的大小来进行区分。

例如，某个醉驾者启动引擎后，车子只移动了不到50公分，在周围人的提醒下，或者他自己突然意识到了，立即放弃了驾驶。

他的行为显然已经属于“醉驾”，但是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不把这种轻微的“醉驾”当做犯罪对待，显得更合理、更人性。

可以作为“显著轻微”来考虑的情节包括：驾驶距离很短（如上例），驾驶环境为偏僻无人的地方，醉酒程度刚刚超标，基于救人等紧急原因而驾驶，等等。

不问青红皂白，醉驾一律入刑，显然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一种倒退。

值得商榷的，还有现行的醉酒标准。

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国标，认定车辆驾驶员醉酒的标准是：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80mg/100mL；

如果酒精检测没有达到上述标准或不具备酒精检测条件，则进行步行回转或单腿直立试验；在步行回转试验的八个指标或单腿直立的四个指标中，只要有两项符合要求，即认定为醉酒。

也就是说，如果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不管你的酒量大小，一律视为醉酒。即便你的血液酒精含量没有达到80毫克，你仍然有可能被认定为醉酒，除非你能够幸运地顺利通过人体平衡试验。

80毫克的酒精含量，是一个不考虑个体差异的固定醉酒标准。只要达到，即为醉酒，从而被认定为有罪。而且，过了80毫克的关，还有人体平衡试验的关卡，如果没能通过，也推定为醉酒。

众所周知，“疑罪从无”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在“醉驾”中，只要你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就“推定”你醉酒，从而推定你构成“醉驾”，一律入刑。

这种逻辑显然与“疑罪从无”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我认为，基于“醉驾一律入刑”可能对当事人带来的一系列不利法律后果，我们在认定醉酒的问题上，应当采取严格的标准，而不是“推定”的方式。当事人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方能认定为“醉酒”：

1、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以上；

2、步行回转试验失败；

3、单腿直立试验失败。当事人只要其中某一项不符合，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可以认为其没有“醉酒”。

有些激进的“醉驾一律入刑”拥护者，甚至建议对“醉驾”采取“连坐制”，同时追究醉驾者的同车人、饭馆经营者、同桌吃饭者等人的刑事责任。

这种极端的提议更令人忧心忡忡。

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一段时间来，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封建的、腐朽的法制思想沉渣泛起，借尸还魂，利用公众对热点事件的关注，扩大自己的市场，误导公众。

以“醉驾一律入刑”为例，过度依赖刑罚暴力、放弃“疑罪从无”原则、推崇“连坐制”等等，这些都是法律在倒退的苗头，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2011年6月6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