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法院民事调解弊端之强制合意

内容提要：在我国法院民事调解实务中，普遍存在着强制合意的情形。强制合意有着复杂的产生根源，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危害。

关键词：民事调解、强制合意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由此可知，自愿、事实清楚是法院民事调解的最基本的原则。

然而在我国法院的审判实务中，存在很多不能切实贯彻自愿、事实清楚原则的情况，笔者也曾经切身经历过，在此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共享。

一、法院民事调解强制合意问题的提出

笔者现在有一个买卖合同纠纷的案子，因该案恰恰是笔者写作本文的起因，故首先拿出来向大家作一个介绍。笔者代理的原告为佛山市某工艺制品厂，对方第一被告为曾A，第二被告为B。

原告诉称，曾A系福建人，为义乌市国际商贸城C商位的登记业主，曾B为曾A的亲戚，也系福建人，是曾A商位雇佣的员工。

自2002年开始至2008年，曾A多次向其购买工艺品，通常都是曾A、曾B通过电话下订单，货物则由制品厂通过托运站从佛山托运至义乌，托运单上的收货人为曾A，地址为义乌国际商贸城C商位。

在2008年10月份之后，由于被告一直拖欠原告46000元货款未付，双方买卖关系终止。2009年6月份，原告方业务员亲自到义乌国际商贸城C商位，找到当时在C商位里的曾B，由曾B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尚欠46000货款。

对账单的内容为：“曾A先生，截止……您尚欠我厂货款46000元。”曾A辩称，其与制品厂无任何买卖关系，与制品厂发生买卖关系的是曾B，曾A与曾B是不同的经营主体，曾B在其隔壁的一个商位经营。

曾B辩称，其与制品厂发生买卖关系是对的，其原意归还欠款，但其与曾A是不同的经营主体，该欠款与曾A无关。

本案焦点为制品厂是与曾A发生买卖关系，还是与曾B发生买卖关系。根据庭审情况，笔者认为即使法院在实质上不能认定制品厂是与曾A发生买卖关系，但在形式上完全可以认定曾B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最终的还款责任应当由曾A来承担，笔者也发表了“退一步讲该案可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

笔者认为该案中原告完全有胜诉的把握，故庭审结束时没有同意调解。但该案主审法官可谓是爱岗敬业，竟然绕开笔者直接与原告方联系，据说电话打了五、六次，力劝让原告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由曾B来承担还款责任，曾A与本案无关联。

主审法官说，原告打官司就是为了拿到拖欠的货款，只要原告拿到钱，打官司的目的就实现了，不必在乎钱是谁给的。后来制品厂跟我说，主审法官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他们了，他们也“没办法”、“如果不同意就太不好意思了”、“我们也不敢得罪法官”，故已经同意了主审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

好一个“没办法”，我当时真的很气愤，本案最终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完全成了主审法官的“强制合意”。所谓强制合意，即调解协议的内容并非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反映，而是在主审法官软硬兼施下达成的一种表面合意。

二、法院民事调解强制合意的产生根源

法院民事调解存在强制合意，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种随意和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产生根源。

(一)为了完成调解率指标

在我国民事审判实务中，法院往往强调调解结案，故针对每层法院、每个法官都下达了一个隐性的调解率指标。法院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是好的初衷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果。

然而现实却摆在面前，并不是任何事情的发展都和原先设计是同一个轨迹。主审法官在片面追求调解率的时候，往往会用尽各种手段，软硬兼施，致使调解率是高了，但是却催生了本文所说的强制合意。

(二)为了应付错案追究制

在我国法院内部，存在着很多针对法官的管理制度，其中之一就是错案追究制。错案追究制使法官时常警钟长鸣，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办案水平，防止错案、冤案的发生，有着积极的意义。

然而，毕竟人无完人，人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所谓的上帝也不例外。如何去防止错案、冤案的产生，如何规避错案追究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不可否认，调解结案无疑是一个最方便实用的解决方案。调解结案，让错案追究制与自己无缘，正是当下很多法官信奉的哲理。

故，很多法官为了应付错案追究制，就想方设法的调解结案，为了能调解结案，强制合意也就成了很多法官们习以为常的手段之一。

(三)为了盲目追求诉讼效率

诉讼效率是审判实务中十分强调的一个问题，强调诉讼效率既能节约我国的诉讼资源，又能给当事人带来便捷，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太绝对，过尤则不及，很多法官在追求诉讼效率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很多法官认为调解结案更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故在审判实务中，他们想尽办法去调解，去迅速的结案。而为了达成自己的预想，他们在做调解工作时，往往主观的去灌输自己的调解方案，完全不顾当事人的感受，犹如一个说客一样。

三、法院民事调解强制合意的社会危害性

强制合意是一种扭曲的合意，是当事人无奈之下的合意，是当事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自愿原则、事实清楚原则，必将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一)强制合意会给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心理上的平衡是其健康成长、健康生活的前提。通俗来讲，对到法院打官司的人来说，他们所要追求的无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理，一个是钱。理即事情的道理，谁对谁错，谁要承担责任;钱即最终要拿到的物质上的东西，也就是由侵权方或违约方支付的钱款。正如本案上文所述的案例，制品厂所要追求的东西，

一、理，即他们是与曾A发生买卖关系，而不是与曾B发生买卖关系;

二、钱，即本案拖欠的货款46000元。本案最终在主审法官的协调下达成调解协议：制品厂是与曾B发生买卖关系，由曾B支付制品厂货款32000元。钱是拿到了，但对制品厂来说，他们理没有拿到，故其心理上的不平衡不言而喻。

(二)强制合意有损法院的公信力

法院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审判权，有着无尚的权威，法院的文书应当有着绝对的公信力。公信力的前提是，法院的行为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是得到普通老百姓信任和拥护的。

法院要维持一种公信力，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忠于法律，忠于事实，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而在本文所述的强制合意下，法院却不能做到“以事实为依据”，试想连侵权或违约主体都搞错了，“事实清楚”从何而来?一个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调解书，如何来博得民众对法院的信任?如何来维系法院的公信力?

(三)强制合意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任务。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了矛盾，人与人之间不和谐了。因此，法院又好又快的解决好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做到及时定纷止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然而，强制合意，在形式上定纷止争，然而在实质上却并没有全面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正如本文所述案例，强制合意下的调解书认为制品厂并没有与曾A发生买卖关系，这对制品厂一方来说，无异于是连违约方都找错了，拿到的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显然，这种情况与我国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不符，不利于全面实现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四、小结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问题却不去着力解决。法院作为法律的维护者，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只有严格的尊重法律，切实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调解中的自愿原则，切实做到事实清楚原则，才能杜绝强制合意的不断蔓延。

参考资料：

1、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3版;

2、薛江武：《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3、赵钰：《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4、赵钢：《法院确认超诉请范围的调解协议之法理基础》，

5、蔡虹：《法院调解的正当性评估》，

6、杨帆：《探析法院调解制度》，

7、谭宝昌：《论法院调解制度》，

8、宋明志：《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强制调解程序为比较》，

9、彭箭：《浅谈法院调解中的“强制”性契机》，

10、曹启巧、孟海峰：《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