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12个常见误区

民事再审12个常见误区

误区一：再审申请书不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监督（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和法院依职权再审为启动再审的三种方式，但无论立法本意还是案件数量，当事人申请再审无疑最主要的再审启动方式。

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提交再审申请书，这为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所明确规定，也是当事人享有申请再审权时应负担的诉讼义务。

再审申请书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审查效率和审查结果，应当认真对待。实践中，再审申请书却往往存在以下问题：1．从头到尾从不引用民诉法第二百条第x项，这在形式上就不符合要求，因为再审审查是围绕十三项再审事由中的一项或几项展开的；

2．仅按一、二审思路笼统写“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而不是围绕具体再审事由和个案情况，对原裁判认定和说理展开攻击，缺乏有针对性的说服力；

3．大篇幅地摘抄原裁判内容，申请再审本身内容较少，造成再审申请书无必要的重复；4．断章取义挑刺式地攻击原裁判的个别词句表述，而没有从案件争议焦点、实体权利构成要件及程序合法性要件展开整体而有逻辑的论述，难以达到启动再审的标准；

5．具体主张理由与所列引用法条的再审事由明显不符，实为另一再审事由，在其具体主张有理的情况下，是否裁定再审，令法官左右为难。

出现上述问题，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1．有的当事人或代理律师往往误认为，纠正原裁判错误是法院职责所在，其只要随便提交个申请再审书即可。

殊不知，民事再审仍然要受到处分原则约束，且不是所有的原审错误都必须通过或者能够通过再审予以纠正。2．误认为再审申请书相当于起诉状，等待询问或开庭时在详细表达意见或进一步提交书面意见。

其实，再审审查不是一审程序，询问也不是开庭，大多数申请再审案件都是书面审查的，当事人或代理人未必有当面陈述的机会。

3．原审裁判正确，难以找到更好的申请再审角度或新的理由，只能硬凑再审申请书的内容。4．律师对申请再审案件积极性不高或不负责任（这个你懂的，具体不在此开展）。

误区二：不提供对己不利的证据材料可提高再审率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全是再审审查经常面临的问题。如合同纠纷案件中存在多份相关合同时，再审申请人只提供原审中提交的部分合同，或者提供缺页的合同文本。

有时，这出于当事人或代理人的疏忽，但更多地是出于如下心态：让法官在审查时只看到对己有利的证据材料或部分内容，以达到裁定再审目的。

且不说，对方当事人可能提供完整的证据材料，仅就裁定驳回还是启动再审的结论选择而言，法官选择前者面临的风险较小。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法官会在基本案情或争议内容不清的情况下，草率裁定再审，以致后来的再审裁判陷于被动。

况且，大多数法院要求需要裁定再审的案件，应调阅原审卷宗。因此，以故意遗漏某些材料或内容，求达到不当引导法官判断的想法，显得幼稚且不专业。

其实，上述情况更多地出现在申诉信访材料中，在诉访分离的格局下，作为专业的法律人，无论法官还是律师，都应该要以法律之道来应对法律问题。

误区三：再审审查案件三个月内必定审查完毕民诉法第204条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审查期限为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内要么裁定驳回，要么裁定再审，要么作裁定终结审查、并案等特殊处理，总之要有审查结果。

但在实践中，有一部分案件无法在三个月内审查完毕，其中相当比例的是拟裁定再审的。因为裁定再审案件往往需要调卷，法官审查更加细致，考虑更加周全，内部审批程序也更加复杂，有时要经过所在庭的审判长联席会议，甚至院审委会讨论决定。

对于审查超过三个月的案件，一般不能认为违反法律规定，因为民诉法第204条规定了延长审限的制度。民诉法第209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当事人有权申请检察监督，但实践中，几乎没有因此而提起检察监督的案件，一定程度上也是考虑了上述情况。

因此，作为再审申请人不应急于要审查结果，一定程度上，审查时间越长，裁定再审的可能性越大。

误区四：询问等于开庭，所有审查案件都要询问虽然经过两次民诉法的修改，再审审查程序具备了一定的诉讼属性，但其毕竟不同于再审审理和裁判程序，民诉法也未规定审查期间的开庭制度。

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及《解释》规定了询问制度（很多人习惯用“听证”）。询问不同于开庭，其程序相对较为灵活，不强制要求全体合议庭出席，实践中往往是承办法官与书记员听取当事人意见；

没有公告送达、拘传等开庭程序，可以听取双方或单方意见；询问过程不严格要求区分调查、辩论、最后陈述等阶段。《解释》第397条规定，根据审查案件的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

新的证据可能推翻原裁判的，应当询问当事人。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就一定会进行询问。只有“新证据”成立，拟裁定再审的，才必须询问。

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中所谓的“新证据”并未达到推翻生效裁判的实质要件，可以不经询问直接裁定驳回申请。

误区五：当事人在原审中未主张的理由不能纳入再审审查范围原审审理范围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再审为对生效裁判的特殊救济程序，再审审查围绕当事人所提再审事由进行，故有观点认为，当事人在申请再审中的主张只能以原审所主张的理由为限，新的理由不能纳入审查范围。

但这一观点混淆了诉讼中的具体理由、再审事由及再审请求的区别。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十三项再审事由内涵丰富，特别是最常用的“认定事实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规定较为笼统，加之实体法和诉讼法交织的复杂情况，对再审审查的具体范围需要区别对待。

除了新证据的再审事由外，多数情况下，原告申请再审时的主张往往不会超出原审的主张，否则就很有可能构成另一诉讼标的，需要另案解决。

而被告享有多种抗辩（权），其为再审申请人时，审查范围问题就显得更为典型，故以下以原审被告申请再审为例。被告享有的抗辩（权）包括：1．权利障碍抗辩，即主张原告权利根本没有产生，包括合同不成立、当事人无行为能力、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

 2．权利消灭抗辩，即主张原告权利虽曾产生，但已归于消灭：如清偿、提存、抵销、混同等；3．实体法上的抗辩权，如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诉讼时效抗辩等；

4．程序法上的抗辩，如包括妨碍诉讼抗辩（如法院无管辖权、原告主体不适格等）和证据抗辩（如原告证据不合法等）。以上抗辩（权）还会形成多种子类型，至少可以形成三级目录的“抗辩（权）树”。

例如，将实体法上的抗辩权作为一级目录，那么，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等应为二级抗辩（权）；根据合同法第68条，不安抗辩权包括四种情形，则可形成三级抗辩（权）：（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由于抗辩体系的复杂性，原审被告申请再审的理由与其在原审中的抗辩可能形成不同的关系。

一是重复或者选择原审中的部分抗辩理由；二是一级抗辩类型不同，如原审以权利障碍抗辩，申请再审则以权利消灭抗辩为理由；

三是二级抗辩类型不同，如原审以同时履行抗辩权抗辩，申请再审以不安抗辩权为理由；三级抗辩不同，如原审以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为不安抗辩权情形，申请再审时则认为对方“丧失商业信誉”；

四、跨不同类型和级别抗辩，如原审以原告主体不适格抗辩，申请再审则以原告权利消灭为由。如果认为只有第一种情形属于再审申请的审查范围，后三种情形中申请再审的具体理由无论是否成立，均不能纳入审查范围，则与立法本意和司法实践相去甚远。

实际上，以上各层次的抗辩（权）均可能涉及证据、事实、法律、程序等问题，即可能对应不同的再审事由。就再审审查而言，被告作为再审申请人所提出再审事由均应纳入审查范围，而不应局限于其在原审中均提出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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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围绕该再审请求的相关理由可不予以审查。当然，反对者会认为本文观点对原审法官不公。在当今司法责任制甚嚣尘上的当下，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笔者还是认为不应不当限制审查范围：1．法官知法是一项基本原则；

2．一般情况下，没有当事人会在原审时故意不主张对其有利的理由，而要等到申请再审再行提出；3．如果在当事人申请再审时不予审查，当事人仍会以该理由申请检察监督或者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而后程序不会上述问题限制；

4．新证据和程序性的再审事由都不是以原审主张为限；5．司法责任制不完备、不科学不能成为限制再审申请审查范围的理由。

误区六：申请再审期间对需要鉴定的问题无法审查申请鉴定是当事人在原一、二审中的诉讼权利，再审审查的对象是生效裁判是否存在再审事由。

因此，《解释》第399条规定，再审审查期间，当事人申请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鉴定程序应当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启动，不是法院委托所形成的鉴定结果不是民诉法意义上的“鉴定意见”。

据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单方执行委托鉴定机构所形成的“鉴定结论”应直接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笔者认为，少数申请再审案件确实存在需要“鉴定”的情形，当事人单方提供的“鉴定结论”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鉴定意见，但并不能直接否定其作为“书证”的意义，其有可能构成再审事由中的“新证据”或者“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可以将其纳入审查范围。

另外，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禁止审查期间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故法院确有必要对基本事实作审查判断的，其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并不违法。

误区七：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至少申请再审一次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原一、二审裁判生效后，任何一方都不服，都有权申请再审，但对再审裁判不服的除外。

民诉法地209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再审判决、裁定明显错误的，当事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解释》地383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当事人对再审判决、裁定申请再审的，法院不予受理。

对此，有观点认为，如果上述规定中的“再审判决、裁定”是因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而形成的，那么另一方仍有权对该“再审判决、裁定”申请再审。

实际上，上述规定并未对再审裁判作区分，无论其是一方申请再审还是检察监督、依职权再审而形成的，一概排除了任何一方对再审裁判的申请再审权。

从理论上讲，在形成再审裁判的再审审理程序中，再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诉讼地位平等，再审裁判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而且，如果被申请人对原一、二审生效裁判不服，在对方申请再审时，还可以提出再审申请；

在再审审理中，被申请人仍然有机会提出本方的再审请求。因此，被申请人没有必要等到再审裁判后，再对该再审裁判提出申请，造成救济过度。

况且，如被申请人对该再审裁判结果不服，还可通过申请检察监督救济。

误区八：驳回裁定具有如判决般的法律效力我国并没有成文法意义上的既判力制度，导致实践中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到底有着怎样的拘束力，在多大范围和时间内发生效力一直存有争议。

就驳回当事人申请再审裁定而言，其本身不能作为上诉或再审对象，再审申请人对驳回不服的，通过申请检察监督要求再审的对象还是原生效裁判，而且根据《解释》第420条规定，此后对原生效裁判的再审不受驳回裁定的影响。

也就是说，驳回裁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对与错，上级法院驳回了一方的再审申请，并不意味着下级法院必然不会再审改判。另外，驳回裁定没有形成力，不能作为形成新的法律关系依据；

没有执行力，不能作为执行依据；没有证据预决力，不能视其为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作为另案的免证事项。驳回裁定效力主要为终结再审审查程序。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后程序法官的心理层面，驳回裁定特别是上级法院的驳回裁定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作用。